大渡河船夫冒死助红军十八勇士强渡河流，解放后苦寻多年，为何只找到了一位成为奴隶的他？
1949年12月，行军在成都平原的夜色里，刘伯承把马灯移近军用地图，目光停在“大渡河—安顺场”一行小字上。随行参谋注意到首长的神情，轻声问：“是否想到长征时的那位船工？”刘伯承没抬头，只回了一句：“那条小船，如果还在，该怎样呢？”
大渡河的桀骜，与川西群山一样古老。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后正面临两难：向北，敌军堵截；向南，水流汹涌。谁也不敢忘记几十年前石达开在此折戟的前车之鉴。那时，石达开依仗兵力强、银两多，企图用重金买通各路土司，却忽视了彝族与汉地之间千丝万缕的旧怨，人心稍一松动，大渡河就成了吞噬万人的灰色峡谷。
红军的做法截然不同。翻山前，部队政治部发出一纸禁令：进彝区，“不拿针线一根，不污妇女一言”。一口号，一条铁律，比再多的金银更能赢得信赖。部队还抽调几名能说彝语的战士跟在先遣分队后面，白天敲军号，夜晚点篝火，用当地腔调喊话，告诉百姓：“红军只取道，不夺粮。”
5月24日傍晚，先锋部队抵达安顺场。眼前是一条让人绝望的湍流——两岸相距仅百余米，却浪头仿佛能把船壳瞬间掀翻。更糟糕的是，国民党守军已在对岸架起机枪，河滩上只能找见一条被柴草半掩的小木船。看守木船的，是二十来岁的彝族青年帅仕高。他的普通话带着山风味道：“船是祖辈留下的，给会用的人。”话音落下，他递过竹篙，像交出一把钥匙。
刘伯承与聂荣臻当即决定，用这条船先送一支突击队过去，抢占滩头。18名挑出的勇士中，有被称作“小老虎”的机枪手，也有尚未干透鞋底的新兵。夜色刚合拢，帅仕高手握船尾，脚掌踩进冰水，船头斜插入浪。机枪组在岸上压制；船到河心，炮火骤猛，浪到腋下。有人回忆，木船像一片树叶，顺流又逆水，折返的瞬间让人心脏都悬起。
“再撑三丈就能靠岸！”舟中一名战士高喊。帅仕高咬牙猛划，木篙几乎折断。船底终于触到河滩，18人鱼贯而出。对岸枪声零落不到十分钟，全被反击压了下去。接着第二船、第三船……黎明时分，千余红军已站上对岸，泸定桥方向的枪火微微发红。靴底还湿透的刘亚楼丢下一句：“赶路，别给山头雾气喘口气。”
强渡只是开端。要赶在敌军前头夺桥，需要穿过更多彝寨。此时，小叶丹这样的彝族头人已看清形势，他举起右手臂，与罗荣桓指腹相碰，盟誓为证：“红军守信，我守路。”这声应允，比一次巧妙的迂回更保险——从安顺场到泸定，沿途寨门再没关紧。
石达开当年为何没有走出这条路？他虽也选择小道，却同时软硬兼施：前脚给土司银两，后脚对寨子征粮。表面妥协，里子压迫，结果土司暗中通风报信，清军随后封锁渡口。当他终于赶到泸定桥时，大桥已被锯断，回师又被大水阻滞，腹背受敌直至覆灭。两相对照，不得不说，人心这杆秤极其敏感。
战火散去多年，帅仕高却迎来另一重困厄。解放前的凉山仍保留奴隶制，失去依靠的他被卖入山寨，改名换姓，甚至不能自由说一句汉语。1953年初，鲁瑞林率公安部队剿匪，途径布拖。在一间阴暗的土屋里，他看见一个裹着锁链的中年人，双目却亮得刺人。士兵要砸锁时，屋外寨主挥刀喝令：“这是我的‘娃子’！”鲁瑞林平静回答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他不是你的任何东西。”
队伍离寨后翻译悄悄告诉鲁瑞林，这人正是当年撑船的帅仕高。消息飞到重庆，刘伯承几乎立刻复电：“带他回来，送他回安顺场。”然而，回到故地的帅仕高已无亲可寻，只剩杂草淹没的旧船埠。县里找到他一处院落，将他安顿为渡口管理员，发给口粮和月饷。每逢远道而来的部队或学者，他就站在河边比划当年的浪高，语速飞快地喊：“那夜的水，比今天还响！”
1965年盛夏，彭德怀到西昌疗养，顺道探望了这位老船工。病房里，彭德怀拍拍他的肩：“当年要不是你这根竹篙，可就难说了。”帅仕高忙拉开衣襟，指着胸口一道陈年伤疤，“这点小意思，何足挂齿。”彭德怀笑道：“小意思？咱们今天坐在这儿，可都是那条船的功劳。”几句话，道尽情深。
帅仕高晚年常被请到学校讲长征，当他归来，总习惯站在河边发呆。有人问他在想什么，他说：“水还这么急，可渡口不再挡人，这是好事。”1995年春，老人闭目于自家木屋，坝子里栽的花椒树开得正盛。当地政府在他的墓旁立碑，没有豪言，只刻七个字：“大渡河船工帅仕高”。
冷冰冰的湍流曾吞噬过无数生命，也曾托起改变历史的一叶扁舟。那条船终因风雨朽坏，但一代人用血汗树立的信义，却在山谷间回响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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